针对“女孩痛斥北京号贩子”事件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医生杨庆近日发表了一篇长微博《看病难不是医生的错，不是黄牛的错，是垄断的错……》，并以他从医20年的经验和经历为例，在文章里论述了号贩子存在的逻辑在于资源稀缺。他认为，须通过价格杠杆，方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，并提出放开挂号费管制，由医生自主定价。(2月2日《成都商报》)

　　杨庆的观点不无道理。首先，我国医生的价值的确被低估。如果放开挂号费管制，优秀的医生就会脱颖而出，而医德和医术差的医生就会受冷遇，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效果。其次，如果专家挂号费上涨，小病患者就会考虑就医成本，更多专家号源就会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。

　　但是，实践中，是不是能如杨庆所言，解决老百姓看病难问题呢?

　　首先，纵使医生的价值被低估，也并非只有上涨挂号费一种方式来改变。医生价值的体现也可以通过政府投入和收入分配来实现，只由患者付费，就可能加剧看病贵。

　　其次，价格标杆的确可使资源配置更加优化，但疾病的轻重缓急，需要专业知识方能作出判断，因此患者可能会尽量找好医生。这种心理极为常见，可能削弱通过价格调整紧缺号源的作用。

　　此外，虽然从理论上讲，只要存在竞争，医生就不敢随意涨价，否则就会失去患者。但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。事实上，患者没有专业知识，很难判断哪位医生医术更高，因此靠市场来决定医生的“价格”是不是能够办到，依然要打问号。

　　市场能够解决许多问题，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。医生的待遇的确需要提高，医疗资源也的确需要更合理的分配，但动辄打价格的主意，不采取多种方式统筹解决，老百姓可能承受不起。